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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思源山东自组游击队坚持抗战
来源: 扬子晚报网 发布于:2015-11-16 07:59:31 有0参与评论

  何思源,字仙槎,山东菏泽人,民主进步人士、学者、教育家。解放前曾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、山东省政府主席、北平市市长;新中国成立后,当选全国政协第二、三、四、五届委员,民革中央委员。口述者为何思源之女、民革中央原主席何鲁丽。

  日军把我们母子五人抓起来了。他们想收买我父亲,南京伪部长或山东伪省长职位让他任择其一。我父亲收到劝降信后,当众把信撕了。他说,不能因为这影响抗战。

  在山东坚持抗战

  1937年10月,日本军已经占领黄河北岸,准备攻打济南。在这个过程中,负责第三集团军的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一退再退,到了黄河南边。我父亲那时是山东省教育厅厅长,手上没有一兵一卒,本应该随着政府机构撤到后方,但他认为都到后方不行,总得有人在前线抗战,他就选择了留在山东坚持抗战。

  从1938年10月起,我父亲正式开始了在山东抗日生活。

  我父亲带着省教育厅的职工,和其他撤退出来的人,退向鲁北惠民县,在那里成立了鲁北行署,他当主任兼游击队指挥。游击队是怎么来的呢?我父亲收编了地方武装力量,其中也有一部分绿林好汉,组成5个旅、10个团。队伍发展很迅速,他们很有爱国心。在建武装力量的同时,开始建立健全行政系统,成立《鲁北日报》,开辟邮路,组织培训军政干部,等于有了一个抗战的根据地。当时,我父亲跟中共的抗日根据地也有来往。

  1939年下半年起,日本人为了占领大城市、打通到海边城市的交通,对鲁北进行拉网式扫荡。日本的长谷川骑兵号称日本铁骑,配备大炮坦克重机枪,疯狂扫荡行署所在地。在这种情况下,我父亲多次靠着群众的掩护,才化险为夷。有一回,日军及伪军、特务人手一张我父亲的照片,来扫荡,恨不能马上抓住他。日军堵到村口了,一位姓吴的地方武装的家属,赶紧让我父亲坐在马车上,跟日本人迎面而过,所幸没被发现。

  母亲被抓去做人质

  我母亲何宜文是法国人。父亲带着外国妻子和四个孩子在鲁北抗战很不方便,于是在1941年把我们送到距鲁北较近的天津英租界内。当时,我大哥8岁,我妹妹只有4岁。

  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,我母亲作为一个外国人,带着我哥哥何理路、何宜理、我和我妹妹何鲁美隐居在天津,独立教养儿女。我母亲没有经济来源,而我们吃喝、上学都需要钱。有一次,我一个哥哥得了阑尾炎做手术,母亲急得要命,只能先借钱。父亲知道后,让一位姓吴的女青年,化装成城里人,从济南坐车给我们送来钱。

  我们的日子就是这样,时富时不富。一般是鲁北行署的一支运输队,化装成渔民商贩,向天津运去黄豆、水产品,换购药品、电料等军用物资,附带给我们捎来生活费。

  1941年12月,珍珠港事件爆发,美英等国对日宣战,天津的日本军队进入了英租界。我母亲知道英租界呆不住了,就去了意大利租界。就在这儿,我们母子五人于当年12月31日被日军抓起来了。日本人想收买我父亲,为汪伪政权服务,南京伪部长或山东伪省长职位让他任择其一。他们要我母亲到山东劝降我父亲,还把我们的照片和劝降信寄给他,威胁他。

  于是,日本宪兵队长小林爱男把我们五人押上火车,在沧州下车后,又把我们塞到军用卡车里,拉到山东惠民县,软禁在城外的院子里。那时候,农村的冬天非常冷,没有生火条件。最好的取暖方式就是生个火盆,好不容易才找来点木炭,屋子又小又矮还漏风,得把门窗关得死死的。我那时每天都头疼得不行。后来,我当大夫才知道,我那是煤气中毒呐。

  我父亲收到劝降信后,当众把信撕了。我父亲说,不能因为这影响抗战。其实,我父亲也是心急如焚,不过他了解外国的法律和国际法,第一,在国际上不能拿妇孺做人质,至少不能公开做人质;第二,我母亲当时持有法国护照,意大利租界当局将法国人交出来,就是帮凶。我父亲电请重庆,把在河南的70名意大利传教士和修女集中软禁起来,以牙还牙。还派人到天津、北平等各外国使领馆等机构,揭露日本违反国际公法的行为。

  最后,外国报纸也发声了,日本人下不来台,就放了我们。放我们前,通知我父亲,几月几号在哪儿可以接我们母子。其实那是埋伏,日本人准备将我父亲抓走或者打死。我父亲当然知道,就没去。到了济南,日本人让我母亲到广播电台发表声明,承认是自愿来山东寻夫,并感谢皇军的帮助。我母亲一概拒绝,说自己中文不好,不能去广播,如果让去, 就得说实话。她认为,自己不能向敌人示弱,应该支持我父亲抗日。所以,在抗战上,我母亲是非常明大义的。

  人质事件后,父亲觉得我们不能在天津呆了,就把我们分批接出来,安置到山东农村的根据地,或者是“双不管区”。

  和陈毅互有来往

  1944年秋天,我父亲辗转到重庆,给蒋介石汇报工作,被任命为山东省主席。

  在山东时,我父亲跟陈毅有接触,他们在抗战上意见一致。1946年内战爆发后,陈毅是解放军,我父亲是国民党山东省主席,按说不应该来往了,但他们还互相惦记着。陈毅给我父亲送过草帽,我父亲也回送了东西。

  我父亲是文人、教育厅长,救过胡也频、丁玲,跟胡适、徐悲鸿都有往来。但他反复跟我提的人是荣高棠。荣高棠那时是清华大学学生,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、国家体委秘书长等职。荣高棠也跟我说过,别人我不记得了,我记得你爸爸。

  1937年8月,北平学生组成的移动剧团来到济南,这其中就有荣高棠、张瑞芳、张楠等后来很有名的人。我父亲帮助他们在山东进行抗日救亡演出,给他们提供经费,并将剧团改名为“教育厅移动剧团”,请他们到淮县、兖州、徐州、台儿庄、曹县等地演出抗日剧目。剧团走时,我父亲慷慨地送给剧团400元钱做路费。

  剧团在慰问张自忠的五十九军时,我父亲与张自忠将军再次相见。张自忠赠送了我父亲一批枪支弹药,供他在山东抗战。1940年,张自忠将军为国战死,我父亲得知后十分悲痛。后来,他当北平市市长时,把一条大街命名为“张自忠路”,作为对朋友的追悼。

  何鲁丽 口述 成琳 整理

  (据《中国统一战线杂志》)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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